首次系统披露！《恶魔医生》揭露日军731部队对盟军战俘人体实验罪行

近日，英国作家马克·费尔顿编著的《恶魔医生：日军对盟军战俘的人体实验》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1931年，日本731部队在华建立细菌战基地，以活人进行实验，犯下罄竹难书的反人类暴行。1941年沈阳盟军战俘营成为关押美、英等国战俘的牢笼，超1500名战俘遭受非人的虐待。1943年，日军对千余名盟军战俘实施神秘的“医学检查”，实际上是对西方战俘进行细菌武器实验。这些鲜为人知的战争罪行，由于美国与731部队高层的秘密交易，被历史掩盖，成为“秘密中的秘密”。

作者马克·费尔顿抽丝剥茧，集腋成裘，结合多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用充足的证据证明了日军的“恶魔医生”将西方战俘作为“活体豚鼠”的黑暗历史，本书不仅是对日军暴行的血泪控诉，更是一场叩问人性与伦理的历史审判。

不同于广为人知的侵华暴行，本书首次系统披露了731部队对美、英、澳战俘的人体实验细节。从奉天战俘营皮蒂少校的秘密日记中的冰冷记录，到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柄泽十三夫少佐供认的证词，再到美国联邦调查局1956年备忘录中敏感信息被严控的官方遮掩，三重证据链层层剥开这段被刻意遗忘的历史。

当白人战俘的尸体被解剖、器官被制成标本，当痢疾病菌通过水果与羽毛悄然传播，战争的反人类本质在“种族实验”的荒诞外衣下暴露无遗。

《恶魔医生：日军对盟军战俘的人体实验》中收录的罗伯特・皮蒂少校日记、西蒙德・施赖纳秘密记录等私人档案，以亲历者视角还原实验现场：日本军医在露天解剖台上切割尸体、用玻璃管插入战俘直肠采集样本、向健康战俘注射马尿与病菌混合液。当医学伦理被战争狂热彻底碾碎，731部队的“科学研究”不过是制度化屠杀的精致包装。

作者简介：

马克 ·费尔顿（Mark Felton），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安格利亚大学历史学和英文学硕士，埃塞克斯大学博士。著有《柳浩太郎：德国和日本的水下秘密交易》《魔鬼实验室——记录日本731部队的罪恶行径》《午夜：二战中不为人知的伟大逃亡》《日本宪兵队秘史——亚洲战场上的谋杀、暴力和酷刑》等作品。《日本宪兵队秘史——亚洲战场上的谋杀、暴力和酷刑》曾入选日本具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The Japan Times授予的2009年度最佳著作。

内容试读：

序 言

揭开七三一部队与沈阳盟军战俘营关系真相

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随即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1933年，日本违背《日内瓦议定书》在哈尔滨秘密设立了“满洲”第七三一部队（亦称“石井部队”），公开身份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其实质是根据天皇敕令设立的用来进行细菌实验和发动细菌战的特种部队，是日本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大本营，是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和生产的军事基地，是准备和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

七三一部队组织机构庞大，下设八个部门和五个支部，共有4500人，七三一部队违反国际法则和人道主义秘密实施了大规模人体实验、动植物实验和毒气实验，强制使用大量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作为受试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感染、冻伤和活体解剖实验，研制了鼠疫、霍乱、炭疽、鼻疽等至少50余种细菌战剂，以七三一部队为罪魁的日本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重大灾难和严重危害。

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挑起了太平洋战争。美、英等盟国由于准备不足，在初期太平洋战场上损失惨重，致使大量盟军官兵被日军俘虏。而随着战线的不断延伸，日本方面战争资源及劳动力明显不足，于是日本制定了“以战养战”的国策。在此背景下，日军将盟军战俘运往本国及各占领地，驱使他们劳役。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亦称“奉天俘虏收容所”）是日军在二战期间唯一一座专门为关押战俘而修建的规模庞大的战俘营，从1942年11月11日至1945年8月20日，这里先后关押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和新加坡等盟国战俘，总数保持在1500人左右，其中美军战俘占85%。沈阳盟军战俘营是日本军国主义无视人权、虐杀战俘的实物罪证，是中国人民同盟军官兵并肩作战反法西斯侵略的重要见证。

1943 年2月，七三一部队曾奉命对沈阳盟军战俘营1000多名战俘进行过极为特殊且隐秘的“医学检查”。这段历史于战后分别以战俘日记、老兵证言等方式被陆续零星公布出来。近年来，伴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挖掘与整理，这段历史受到了中国和日本方面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的考证和研究成果陆续发表，逐渐接近历史真相。加强对七三一部队在盟军战俘营进行医学战争犯罪还原，是剖析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必要之举，亦为反思战争与人性、医学与伦理问题提供了历史依据。然而，在若干研究成果中，专题论文居多，或是在著作类成果中以专门章节形式予以呈现，总体上缺乏系统专门研究的著作类成果。英国学者马克·费尔顿于2012年出版的《恶魔医生：日军对盟军战俘的人体实验》一书，则是国内外难得一见的立足于档案、史料、口述、证言基础上，抽丝剥茧，循序渐进地从不同角度集中揭露七三一部队在沈阳盟军战俘营对战俘实施隐秘“细菌实验”的代表性著作成果。

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在战争中处于绝密行为，其战后又在冷战背景下被美国包庇免于战争审判从而隐匿于日本社会。七三一部队史实具有战时绝密性、败退管控性、战后回避性及国际博弈性的特点。七三一部队与沈阳盟军战俘营之间的联系由于涉及“活着”的第三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受试者”，其战时的实际操作会更为隐秘，成为“秘密中的秘密”。联系到战后美国包庇七三一部队窃取“实验成果”的行为，可以推测，当时美军上层可能默认了战俘被作为“受试者”的行为，基于国家利益需要，从而掩盖了细菌实验的事实真相。时至今日，核心档案即直接性证据的缺失，导致“沈阳盟军战俘营的欧美国家战俘是七三一部队细菌实验受试者”的结论存在学术争议。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并没有一份独立的文件证据确凿无疑地证明，关押在奉天战俘营的盟军战俘是日军七三一部队邪恶的医学试验的受害者”。

从学术创新来看，历史研究的创新重在新史料、新视角和新观点。本书虽然在史料运用上不算新颖，基本上采用了目前学界已经掌握公开的资料，大量运用了《西蒙德·施赖纳秘密日记》《罗伯特·皮蒂少校日记》等私人档案，重点参考了琳达·高兹·霍尔姆斯《有失正义的致富之路：日本公司是如何利用美国战俘累积战后财富的》、谢尔顿·H. 哈里斯《死亡工厂：1944－1945日本生物战及美国的遮掩》、丹尼尔·巴伦布莱特《人性的瘟疫：轴心国日本发动细菌战的种族灭绝式秘密行径》等欧美学界揭露侵华日军战争犯罪的代表性成果，但是作者在研究视角上却另辟蹊径，把研究线索主要建立在逻辑学基础上，将现存证据置于一处并通过缜密分析，以符合逻辑的线性顺序予以梳理，从而获得结论依据。正如作者指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消息源中提供了佐证。他们所说的时间、地点综合起来，无不暗示着奉天战俘营内实施了人体实验这件事千真万确，盟军战俘是日军秘密试验项目的受害者千真万确。不假思索地否定这些证据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也是极端短视的行为”。本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具有较高的参考和研究价值，值得国内从事细菌战问题研究甚至抗日战争研究的同仁借鉴与学习。

从内容构成来看，本书虽以“恶魔医生：日本对盟军战俘的人体实验”为题，却不局限于对七三一部队利用沈阳盟军战俘营战俘进行实验问题进行专门论述，而是用三章的篇幅记述梳理了日军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战俘在战争期间辗转新加坡、菲律宾、日本、朝鲜等地运往沈阳盟军战俘营的诡异历程，并作出自己的研判与解释。重点比较了沈阳盟军战俘营同其他战俘营在生存环境、条件保障及劳作内容方面的区别，既揭露了侵华日军违背国际人道主义原则经常性对盟军战俘实施搜身、掳财、辱骂、体罚、冷冻、禁闭等多种犯罪行为，又回答了七三一部队是否在沈阳盟军战俘营的欧美战俘身上做细菌实验的疑问。

从史学视角来看，作者跳出东西方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束缚，能够摒弃国别分歧与偏见，让学术归于学术，历史归于历史，提出了 “我们虽然不能忽略苏联审判的政治宣传目的，但更不能无视审讯过程中获得的一些有价值信息，从历史角度来说，看轻苏联方面的调查是一种幼稚做法”的观点。认为“在检视奉天战俘营被关押者所做证词前，还有另外一个信息源值得关注和调查，那就是苏联。在遥远的苏联，确实存在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七三一部队曾利用奉天战俘营内的战俘做过试验”。在吸纳运用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后，使得全书论述内容更加完整和连贯。

20世纪80年代，日本作家森村诚一的纪实文学《恶魔的饱食》三部曲风靡日本，在日本的销量超过300万册，并在中国有多种译本印行。七三一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学术界关注，经过四十余年的努力，学界在宏观上界定了以七三一部队为罪魁的细菌战是日本自上而下发起的有组织、有预谋的国家犯罪；在微观上对七三一部队细菌实验、细菌战剂和医学伦理等展开专题研究，揭示了日军细菌战准备、实验和实施的过程。

“七三一部队与沈阳盟军战俘营问题研究”是七三一问题研究的重要专题，是确认日军对欧美战俘实施细菌实验的重要线索依据。此次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翻译的《恶魔医生：日军对盟军战俘的人体实验》一书，有助于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让读者全面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战争历史和日军的罪行。当然，本书仅是冰山一角，相信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七三一部队在沈阳盟军战俘营开展“细菌实验”的直接档案文件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一天重见天日，随着新档案、新资料的不断解密公开、发掘整理及翻译研究，这段历史的真相也一定会被完整系统地揭露出来，成为固化七三一部队反人类暴行的重要证据。

南方网、粤学习记者 周存